公元215年，合肥城外，十万大军将一座孤城围得水泄不通。
领军的主帅，是东吴的统治者孙权，他要用绝对的兵力优势，碾碎眼前的敌人。
城中守军仅有七千人，最终的结果，却是孙权大败，几乎被生擒。
01
孙权的兵力，似乎总能轻易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
建安二十年，合肥之战。
《三国志·张辽传》记载，“权率十万众围合肥。”
十万，这是一个在三国时期，足以发动一场决定性战役的兵力。
然而，对手张辽、乐进、李典等人，麾下总兵力不过七千。
结果是，张辽率八百死士，直冲孙权中军大营，东吴军队士气崩溃。
孙权撤退时，又被张辽追击，险些丧命。
此战之后，江东小儿闻张辽之名，不敢夜啼。
孙权的军事指挥能力，受到了巨大的质疑。
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东吴雄厚的兵力基础。
合肥之战并非孤例。
在与曹魏将领文聘的对峙中，孙权也曾动用大规模兵力。
《三国志·文聘传》记载，“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
孙权亲率五万大军，围攻文聘驻守的石阳城。
文聘坚守二十余日，孙权久攻不下，最终解围退去。
撤退途中，还遭到了文聘的追击，再次战败。
除了战争，孙权在进行大型工程时，也能调动庞大的军事力量。
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孙权“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
他派遣十万军队，去修筑一座名为“涂塘”的水坝。
其目的，是用大水淹没北方的道路，作为一种防御手段。
无论是十万攻城，还是五万围邑，亦或是十万修坝。
这些数字都指向一个事实。
孙权的东吴政权，拥有着强大的兵员动员能力。
02
与孙权相比，刘备的兵力，则显得捉襟见肘。
纵观刘备一生，其用兵规模，很少超过五万人。
即便是关乎国运的决战，也难以凑出孙权那样的庞大军团。
刘备一生中，调动兵力最多的一次，发生在建安二十年。
这一年，刘备刚刚夺取益州。
孙权派遣使者诸葛瑾前来，索要荆州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刘备以攻取凉州后归还为由，予以拒绝。
孙权被激怒，派遣大将吕蒙，率军袭取三郡。
同时命令鲁肃率一万兵马，进驻巴丘，以防备关羽。
孙权本人，则亲率大军，驻扎在陆口，作为后援。
荆州局势，骤然紧张。
刘备接到消息后，立刻做出反应。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
刘备亲率五万大军，从成都出发，抵达荆州的公安。
同时，他命令镇守荆州的关羽，率军反击。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
刘备的五万，加上关羽的三万，总兵力达到了八万人。
这是刘备集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动员。
然而，就在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之际。
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
曹操攻占了汉中。
汉中是益州的门户。
汉中失守，益州将直接暴露在曹操的兵锋之下。
刘备面临着两线作战的巨大风险。
他不得不做出妥协。
他派遣使者与孙权议和，双方重新划分了荆州的势力范围。
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归属孙权。
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归属刘备。
这次未曾打响的战役，是刘备兵力的巅峰展示。
此后，他再也未能组织起如此规模的军队。
03
两年后，刘备发动了汉中之战。
此战，他倾尽了益州的兵力，与曹操反复争夺。
最终惨胜，夺取了汉中，自立为汉中王。
此时，蜀汉的国力达到了顶峰。
然而，一场灾难，很快降临。
公元219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水淹七军，威震华夏。
但随后，孙权背弃盟约，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
关羽败走麦城，整个荆州军团，数万精兵，全军覆没。
荆州的丢失，是蜀汉国运的转折点。
它不仅让蜀汉失去了一块重要的领土和人口基地。
更让诸葛亮设想的“隆中对”战略，即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北伐，彻底破产。
同时，数万训练有素的士兵的损失，对蜀汉的军事力量，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夺回荆州，为关羽复仇，刘备发动了夷陵之战。
他调动了蜀中可以动员的全部兵力。
根据孙权上报给曹丕的书中记载。
《三国志》注引《魏书》：“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
孙权称，刘备的兵力为四万人。
这其中，还不包括刘备招募的五奚蛮夷部落的一万余人。
即便如此，蜀汉东征的总兵力，也未超过五万人。
最终，刘备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大败而归。
荆州军团的覆没，加上夷陵之战的惨败。
两次大战，蜀汉损失的兵力，接近十万人。
刘备一生积累的军事家底，几乎被消耗殆尽。
此后，蜀汉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诸葛亮治蜀，励精图治多年，才将全国的总兵力，恢复到十万左右的水平。
根据《蜀记》的记载，蜀汉灭亡时。
全国的总户数为二十八万，人口九十四万。
“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这十万军队，是蜀汉的全部家当。
其中，还需要分兵驻守成都、汉中以及各处关隘。
因此，诸葛亮和姜维后来的数次北伐，每一次能够调动的机动兵力，都很难超过五万人。
兵力单薄，成了贯穿蜀汉后期的，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04
兵力规模的巨大差异，根源在于两国国力的不同。
东吴的根基，是长江以南的江东六郡。
自孙策渡江平定江东开始，到孙权建立吴国。
这片土地，在孙氏家族的经营下，发展了数十年。
与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原地区不同，江东相对稳定。
长江天险，为它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屏障。
这使得江东的农业生产，能够持续发展。
“江南鱼米之乡”，为东吴政权提供了稳定的粮食与税收。
一个稳定而富庶的后方，意味着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
更多的人口，则意味着更充足的兵源。
孙权的十万大军，正是建立在这样坚实的经济与人口基础之上。
反观刘备集团，其发展历程，充满了颠沛流离。
从起兵开始，刘备长期没有属于自己的稳定地盘。
他辗转于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之间。
直到赤壁之战后，才占据了荆州数郡，有了立足之地。
但荆州四战之地，难以安心发展。
直到公元214年，刘备才夺取了益州。
益州，虽然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饶。
但刘备真正拥有它的时间，并不长。
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像孙权经营江东那样，去消化和发展益州的全部潜力。
更重要的是，益州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战争成本。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四周被高山险阻包围，物资运输极为困难。
在益州内部，供养十万军队，或许尚可。
但要将这十万军队，投送到千里之外的北伐前线，其后勤补给的压力，是蜀汉脆弱的国力，难以承受的。
因此，诸葛亮的北伐，不是不想多带兵，而是实在带不动。
每一次出兵五万，已经是蜀汉国力所能支撑的极限。
05
除了国力的差异，两国军队的构成与战略目标，也决定了兵力规模的不同。
东吴的军队，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地方豪族共同组建的。
这些世家大族，在江东根深蒂固，拥有自己的部曲私兵。
孙权作为统治者，需要与他们合作，才能维持统治。
在战时，这些豪族的私兵，也会被征召，成为吴军的一部分。
这使得吴军在数量上，显得非常庞大。
东吴的国策，核心是“保据江东，观望天下”。
这是一个典型的防御性战略。
长江天险，是其防御体系的核心。
庞大的军队数量，更多的是为了维持对内的统治，以及防御来自北方的曹魏的进攻。
他们并不需要，也没有意愿，去进行一场耗尽国力的，统一天下的战争。
而蜀汉则不同。
蜀汉的国策，从《隆中对》开始，就是主动进攻。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其立国的政治纲领。
这是一个必须通过对外战争，才能实现的目标。
因此，蜀汉的军队，虽然数量少，但走的是精兵路线。
无论是刘备时代的白毦兵，还是诸葛亮治下的无当飞军。
都是三国时期战斗力强悍的精锐部队。
蜀汉的每一次北伐，都是一场以小博大，以弱击强的du博。
他们没有资本，像孙权那样，动辄挥霍十万大军。
他们必须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身上。
用战术上的胜利，来弥补战略上的劣势。
06
兵力数字的背后，是两个政权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
孙权坐拥富庶的江南，有足够的资本，去支撑一场十万人的失败。
合肥之战的惨败，对他来说，虽然丢脸，但并未动摇国本。
而刘备，则像一个背负着沉重使命的孤勇者。
他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荆州与夷陵的两次失败，几乎让他万劫不复。
一个兵力雄厚，却屡战屡败。
一个兵力单薄，却矢志北伐。
这种巨大的反差，构成了三国后期，一段令人扼腕的历史。
如果诸葛亮拥有孙权的十万大軍，历史的走向，或许会完全不同。
但历史没有如果。
国力的差距，最终决定了命运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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