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期间，张爱萍曾严厉指责某位人士：“其品格堪忧，却依然占据着如此显赫的职位。”
在中共党内，得以由毛泽东从基层直接拔擢至中央核心岗位，且长期声名显赫的干部寥寥无几，纪登奎便是其中之一。他与毛泽东共度风雨，在政治舞台上璀璨了二十余载，直至三中全会期间受到批评，并在五中全会批准其辞职申请后，方才从政坛舞台上黯然隐退。
【六问六答专列】
195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沿京广铁路南行进行视察，于途经许昌之际，列车停靠，毛泽东亲自下车聆听许昌地区负责人关于工作的详细汇报。这是纪登奎，时任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首次有幸与毛泽东主席面对面交流。在专列车厢内，纪登奎简洁而全面地阐述了许昌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乡土特色以及资源与物产概貌，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土改、治淮工程、抗美援朝战争、农业生产和宣传工作等方面的进展情况。
在报告落幕之际，毛泽东突然提问：“你是否曾遭受过批判？”纪回应道：“是的，遭遇过两次。”
毛泽东曾言：“我曾遭受三次挫折，而你则少了一次。”他进一步表示，“偶尔遭遇一些磨难，实则有益。”随后，他提出了两个问题：“当别人对你进行批评时，这种批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纪叹道：“错了，两次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随即简要地描述了自己在冀鲁豫地区遭遇的两次不公对待的经历。
毛泽东追问：“你是否曾整治过他人？”纪以坦率之姿回应：“是的，整治他人之事多于自身遭受整治。”
毛泽东提问：“是否有过失误？”纪回答：“是的，确实有过。”
“是的，我参与过。在剿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我确实杀过许多人。”
毛泽东在第六次提问时质问：“有没有误杀过人？”纪回应道：“确实有过误杀。”他进一步说明：“那是在紧急关头，未能及时进行调查便对他人采取了行动。”随后，他进行自我批评：“这反映出我的工作还存在不足。”
毛泽东接连抛出的六个问题，表面上看不过是闲聊，实则是对纪登奎的阅历、能力、胆略、品格等多维度、深层次的综合审视与面试。面对毛泽东的六问，纪登奎并未哑口无言，亦未刻意回避，更未言不由衷，更无虚与委蛇，而是给出了坦诚而真实的回应，毛泽东对此甚感满意。
“我党的宣传工作实现了新的飞跃。”
不久会议落幕，28岁的纪登奎随即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共许昌地委书记一职。
自那时起直至“文革”爆发，毛泽东曾多次赴河南，不下十次。每逢出行，毛泽东必召见纪登奎，聆听其工作汇报。得益于毛泽东的赏识与信任，加之纪登奎政绩斐然，至“文革”启动之际，纪登奎已晋升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并兼任省委秘书长。不久之后，他又被擢升至中央，屡受重任——这一切，皆源于那次在专列上的成功“面试”。
【“老朋友”的来历】
毛泽东诞生于1893年，而纪登奎则是在1923年踏入人世，两人之间相隔了整整三十年。按理说，他们应当属于不同辈分。然而，毛泽东却亲切地将纪登奎唤作“老朋友”，自此，“老朋友”这一昵称便成为了纪登奎的代名词。在中共党内，这样的称呼实属罕见。
该昵称的诞生追溯至1967年，其发生地并非许昌，而是郑州。正值“文革”浪潮汹涌之际，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京的路途中，于郑州稍作停留。当时，河南省的党政军领导人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了毛泽东的专列。在见到纪登奎时，毛泽东喜出望外，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道：“纪登奎，老朋友啊！”这便是毛泽东首次以“老朋友”称呼纪登奎的时刻。
毛泽东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再次将纪登奎亲切地称为“老朋友”。
1969年春季，纪登奎参与了中共九大的会议。4月14日，毛泽东主持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议程包括审议政治报告和通过新党章，随后进入大会发言环节。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和纪登奎等九人依次发言。当轮到纪登奎发言时，毛泽东环顾主席团成员席，却未发现他。于是，毛泽东询问身边的周恩来纪登奎的位置。周恩来指向代表席，告知纪登奎就在那里。随后，纪登奎从代表席起身，走向主席台发言区。当他抵达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面带微笑，邀请他发言。毛泽东还对大会代表们介绍道，纪登奎是他的老友，来自山西，长期在河南工作。
毛泽东的公开推介一经传出，1512名代表齐聚的会场立刻爆发出如雷贯耳的掌声。此次大会，纪登奎成功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得益于毛泽东的提议，纪登奎再度晋升，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显而易见，“老朋友”这一称呼对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缘何获得赏识？】
重返列车上的召唤场景。据纪登奎在晚年回忆，此类召见竟然多达13次。许多人据此推断，纪之所以能够得到毛泽东的青睐，主要是因为他有幸置身于那趟专列之中。然而，仅凭机遇显然是不够的。毛泽东在河南期间，曾同时召集纪登奎与路宪文两人进行召见，但二者的表现与最终结果却判若云泥——
在“大跃进”的狂潮中，毛泽东乘坐的南下专列自郑州驶向信阳。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有幸被召上列车汇报工作，然而他似乎总是无法触及要害。毛泽东对此兴趣缺缺，不久便示意他下车。与此同时，本应随车下站的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却得到了毛泽东的特殊留步。事后，路宪文对办公室的秘书们抱怨道：“你们这些搞材料的，怎么就学不会呢？还是老纪会说话，毛主席听了都不让他离开。”
昔日，毛泽东询问路宪文：“你负责的区域既然有上蔡县，难道不会同时存在下蔡县吗？”路宪文紧张回应：“主席，我学识有限，不清楚是否有下蔡县。”接着，毛泽东又问：“你管理的信阳州，宋士杰控诉的文庙是否依旧存在？”路宪文急忙回答：“主席，我学识浅薄，实在不知。”毛泽东随后指示：“那好，谈谈你的工作。”路宪文急忙汇报起如何动员群众、如何创新，从过去仅能蒸食的红薯，如今能制成馍馍、饺子、点心等。毛泽东最终略显不耐烦地打断道：“你说了这么多，不就只是红薯这一件事吗？”
路宪文后来得知，地委秘书们解释称新蔡县成立时间较上蔡县晚，且地理位置较低，因此得名“下蔡”。他们还提及地委办公室后方的那座古老建筑，曾是旧时的文庙。面对这些，路宪文面露愠色，质问材料中是否包含此类信息。这位在信阳地委任上急于求成、夸大其词的官员，因1959年引发的“信阳事件”——一场造成百万民众饿死的悲剧，而名声扫地，最终被免职查办。
纪登奎则呈现出另一番风貌。他工作深入而务实，对实际情况了如指掌，擅长组织和发动群众运动。追溯至1943年4月，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黄敬主持了一场大会，旨在总结过去几个月的群众运动成果。会上，二地委向黄敬详细汇报了纪登奎在鄄北地区开展群众运动的具体做法，此举引起了黄敬的高度关注。他立刻派人通知纪登奎参会，并要求他在大会上分享经验。纪登奎从访贫问苦、共餐同宿、扎根串联、申诉冤屈，谈到建立农会、成立党支部、民主选举村长、整顿民兵队伍、实行半额减息、二五减租等一系列措施，条理清晰，论述严谨。与会者纷纷赞誉他为冀鲁豫边区的“群运专家”。会议结束后，边区各地方县纷纷派遣人员前往鄄北学习考察。黄敬对纪登奎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常邀这位年仅二十岁的小伙子参加区党委的重要会议。
在“大跃进”的狂潮中，各地纷纷竞相“放卫星”，虚报浮夸之风盛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之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反右倾的运动，这使得“大跃进”期间所犯的错误愈发严重。纪登奎担心农村的局势会因此变得混乱，然而面对上级的强大压力，他却又无法抗拒。在不得不执行上级指示、召集各级干部举行动员大会之际，他巧妙地采取拖延散会的方式，以此来减缓反右倾会议精神向基层的传达。
在“大跃进”那段特殊时期，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竟高达百万之众，而洛阳地区却鲜有饿殍横陈的现象。1960年的冬日，陈云同志在河南进行实地考察时，听闻此等情况，便向纪登奎同志询问究竟。纪登奎回应道：“我采取的是一种‘两本账’的做法。上级下达的高指标、高征购任务，我虽无力抗拒，却也予以接受。然而，我必须深入了解实际情况，这就构成了另一本账。我必须负责安排好群众的生活。”
在能力之外，纪登奎更擅长精准把握毛泽东的心理与思想，以此回应提问。例如，在1967年9月22日那次专列召见中，正值“文革”狂潮，几乎所有的高级领导干部都遭受了冲击，纪登奎同样未能幸免。刘建勋向毛泽东汇报说：“登奎同志在河南经历了一番锻炼，在运动中他被软禁了四个多月，遭受批斗，甚至被迫承受‘喷气式飞机’的待遇……”
毛泽东对纪登奎言道：“哎呀，这可真是屡遭磨难。你说说，这难道真的毫无益处吗？”面对这位机智的纪登奎，他没有抱怨连连，而是以轻松的口吻回应：“实则大有裨益，它能磨练人的意志。”
毛泽东询问：“你经历了多少次批判？”对于“坐喷气式飞机”有何感受？纪登奎回应道：“批判次数颇多，多达数百次。坐喷气式飞机的感觉就像割麦子一般，甚至还能强身健体！”毛泽东听后不禁哈哈大笑。他起身离开椅子，模仿起坐喷气式飞机的姿态，弯腰低头，双臂向后高举，众人见状，亦随之笑出声来。
在这类氛围中，毛泽东与其下属的交流实属罕见，想必也是颇受欢迎的。
【张爱萍冲突】
尽管纪登奎在“文革”伊始遭遇了冲击与批斗，但很快便被任命为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晋升至中央，他成为“文革”期间的显赫人物。位尊权重，纪登奎随“文革”的错误行径，言辞失当，行为失措，伤害他人，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张爱萍将军之子张胜所著《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所载，1975年3月，在叶帅的不懈推动下，张爱萍将军重返国防科委系统，并着力整顿230厂。他满怀喜悦地对子女们表示：“邓小平同志复出，这表明毛主席已经改变初衷。”这成为了他复出工作的先决条件。
实际上，张爱萍的判断失误了。毛泽东并未改变初衷，他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至底”。因此，在重新投入工作后着力进行整顿的张爱萍，注定难以幸免于难。
1975年11月2日，被张爱萍赶出七机部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揭发张爱萍的告状信递到了毛泽东案头。毛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面对张爱萍的困境，总政自然无力“妥善处理”。鉴于此，华国锋亲自出面主持，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等高级官员特地召见了张爱萍。此次会见规格之高，以至于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也只得“位列末座”，以示对张爱萍的重视。
根据张胜所抄录的会议纪要，张爱萍的立场依旧坚如磐石，不仅毫无认错之意，更与纪登奎当面产生了激烈的争执。
纪登奎提问：“‘今不如昔’这一表述是谁提出的？”张爱萍回答：“是右派人士所提。”
纪登奎：你的话究竟何意？张爱萍：还需要多言？那些告状者不都是左派吗？
纪登奎询问：“你究竟有没有说过？”张爱萍反问：“还需要我解释吗？关于七机部的问题，你难道不清楚？”
纪登奎：瞧瞧你，说的内容堆叠得如此之厚！张爱萍：难道你没发现你自己说过类似的话吗？
纪登奎质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爱萍回应：“九年来无一日安宁”，这不就是你所描述的吗？难道你忘记了？
纪登奎：你血口喷人，态度不老实！
陈锡联以脚轻触张爱萍，低声劝道：“认个错吧。”张爱萍高声反问：“要我承认什么？”陈锡联回应：“不过是承认路线错误，我之前不也这么做了，结果又如何？”张爱萍愤怒地回应：“那是因为你！”
主持人华国锋察觉到会议陷入僵局，遂宣布：“此事来得太过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需要一个深入理解和消化认识的过程。不妨请爱萍同志先行退席，稍作深思。那么，今天的会议就此结束。”
张爱萍称：“华国锋帮我解围。”
张胜在书中记载：“张爱萍如此阐述他当时的情绪激动：‘实在是某些人的品格令人不齿，却占据着如此显赫的职位。’”
纪登奎之子曾在文中为父鸣不平。然而，即便“文革”已落幕，纪登奎若不退位，又怎能保持其地位呢？
张爱萍年长纪登奎十三载，他一生投身革命，历经战火洗礼，1955年荣获上将军衔。然而，纪登奎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英才及现代国防科技建设领军人物进行无端指责，并要求张爱萍在批判会上进行自我批评，这种行为显然是错误的，亦显失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