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毛泽东曾言：“罗瑞卿若立我旁，纵使天崩地裂，亦由他担当。”罗瑞卿在公安领域辛勤耕耘十年，继而身居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要职。然而，在“文革”前夕，他不幸遭遇磨难，历经十年的艰辛岁月。文革结束后，他又毅然站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沿。如今，那位曾担任罗瑞卿政治秘书的王仲方老人将讲述他眼中的罗瑞卿。
1966年新春佳节，王仲方携满心期许，从远方返抵京城，意图探访昔日老领导罗瑞卿。然而，此次归乡，他却未能如愿以偿，未能与罗瑞卿相见。
王仲方（以下简称王）：在罗瑞卿同志长达十年的公安生涯中，毛主席对其有时予以批评，甚至言辞尖锐。例如，他曾经批评道：三反五反于“那事”之际，有人告发他在1951年前往广州考察工作时，花费颇多，颇为奢侈。毛主席更是亲自点其名，他心中难免紧张。因那回我恰与同行，深知其中情由。此后，我便协助罗瑞卿撰写了一份检讨书，毛主席审阅后甚是满意，此事才得以平息。因此，这次我心想罗瑞卿又遇麻烦，或许我又得代他撰写检讨。然而，秘书告诫我切勿涉足，言称时局已与往昔迥异。鉴于此，我最终没有前去。
此后，王仲方重返青海省的工作岗位。在翻阅中央下发的文件时，他获悉了罗瑞卿的最新动态。1966年3月18日，备受批判却无处申诉的罗瑞卿，在家中的阁楼毅然跳下，虽未能终结生命，却不幸导致了左腿的残疾。
王：自上海会议结束后，北京随即召开了一次军委会，对罗瑞卿进行了批判。随着批判的深入，议题愈发敏感和尖锐，以至于罗瑞卿难以应对这些指责。最终，他选择了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位于缎库胡同的那座三层小楼，实际上只有两层，顶层的阁楼仅用作储物之用，空间狭窄。罗瑞卿便是从这狭窄的阁楼窗户中爬出，跳下了楼。尽管楼体不算高，但若从四五层的高度坠落，他恐怕早已丧命。
王仲方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得知，中央视罗瑞卿的错误为修正主义的错误，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企图篡军反党的行径。这才让他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预感到自己可能难以避免受到波及。
王：罗瑞卿同志的问题虽起于军队，幸未波及公安领域。然而，鉴于我身为资深公安，且与他共事多年，关系尤为亲近，我们往往存在一个通病，那就是一旦某位同仁遭遇困境，便会追溯至其家族历史。即便其工作业绩斐然，亦需彻底消除其影响。因此，我自感此次恐怕难以置身事外。
1949年，中央建公安部，毛泽东。电召罗瑞卿抵达北平后，肩负重任，被任命为公安部部长。同年七月，他正式履新。面对公安部堆积如山、待他审阅处理的文件，工作之繁重可见一斑。正是在这个繁忙的时期，王仲方加入罗瑞卿的团队，成为他的政治秘书。
王：寻觅一位适合在罗瑞卿身边任职的人员，却遭遇了众人的犹豫。罗瑞卿先生行事雷厉风行，对工作要求严格，一旦发现工作中存在问题，其批评往往不留情面，甚至不徇私情。因此，许多人对此职位望而却步。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件与电报的堆积问题愈发严重。最终，我向罗瑞卿先生写信表明，如若难以觅得合适人选，我将亲自尝试，若不胜任，届时再行更换。
在王仲方眼中，罗瑞卿虽然以严谨著称，却并非全然不近人情。追溯至延安时期，当时王仲方身为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便已向担任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王：罗瑞卿教授课程已逾一月，他询问同学们对我的授课有何看法。众人均表示满意，无任何异议。我起身发言，提出我的看法。我指出，罗教授授课两个月来，未曾见其展露笑容，便询问他是否对学生群体有所不满。罗瑞卿动情回应，表示他并非对学生有偏见或轻视，他对大家来抗大学习感到非常欣慰。但他自己笑不出来，原因在于他在红军战斗中嘴部受伤，导致无法张开嘴巴，因此即便想笑，也无法做到，恳请大家理解。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后，王仲方的工作能力赢得了罗瑞卿的赞许。
王：在初次告别之际，我坦诚相告，自己是您的学生，乃抗大三期的学员。罗瑞卿先生却笑着回应，称我并非他的学生，我们同是毛主席的学子。
王仲方指出，在建国之初，公安工作肩负着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的重大使命。
王：国民党特务企图制造首都的骚乱，曾于有轨电车总站长辛店放火，导致数十辆电车付之一炬。鉴于当时电车数量本就有限，特务此举意在引发交通瘫痪，进而扰乱民心。此类破坏事件并非孤例。例如，辅华火药厂曾发生爆炸，翠明庄亦是国共和谈期间中调处执行部所在地，叶剑英等人均曾入住，然而该地亦不幸遭遇火灾。当时，不是这里冒烟，就是那里起火，整个城市弥漫着紧张气氛。
02
罗瑞卿担任第一任公安部长，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建国初期，公安工作面临一团乱局，罗瑞卿在10年公安部长的任上，开展了“镇反”等运动，摧毁了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机构，此外，公安部还担当了中央领导人的保卫重任，秘书王仲方说：“罗瑞卿实质上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因此，毛泽东曾赞誉道：“罗长子若在我身边一站，即便天塌下来，亦由他承担。”1951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亲自指挥公安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反”运动。
王：自该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后，大批罪犯被捉拿，亦有多人被处以极刑。对于那些罪孽深重的罪犯，在被捕后，我们依照旧例，通过张贴布告公布其罪行。同时，对罪犯的枪毙采取了公开处决的方式，以此作为震慑，让那些残留的国民党散兵游勇不敢轻举妄动。若有人胆敢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将立即予以镇压。因此，镇反运动虽历时一年有余，但仍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51年五月，我国镇反运动迎来了决定性的胜利，公开的破坏行为显著减少。然而，隐蔽的特务活动却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罗瑞卿同志随即指示，各地公安机关需强化在隐蔽战线的斗争力度。
王：因此，当时便向广东省公安厅提供了协助，以增强其力量，确保炸弹无法越过分界线进入韶关。
在南中国的大门附近，大多数特务活动已被成功遏制，然而仍有少数特务悄然潜入京城。1954年6月，蒋介石派遣了外号“赛狸猫”的盗贼段云鹏，其意图直指我国中央的最高领导人。
王：段云鹏，国民党的王牌，算是天字第一号的杀手，据说他能翻墙入户，也善于打枪。蒋介石让他来暗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他也居然利用他的旧关系到了北京，几次到北京来，我们都没抓住他。
自国家成立以来，维护中央领导人安全成为了公安工作的一项核心任务。当得知段云鹏潜入我国境内，意图对中央领导人实施暗杀的情报后，罗瑞卿部长果断认为，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巧妙布设陷阱，诱其自投罗网。于是，在1954年国庆节前夕，公安系统广泛布署，精心设下陷阱，成功地将盗贼段云鹏绳之以法。
王：一旦将他制服，罗瑞卿即刻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听闻后，显得格外欣喜，称赞这次抓捕十分出色。他好奇地问，难道此人的轻功了得，能否让他展示一番，以便一窥究竟。
在“镇反”运动的洗礼后，罗瑞卿同志率领下的公安工作取得了连串胜利，隐蔽战线的斗争亦告捷。1956年，这一年全国案件数量最少，更是实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夜不闭户，即便深夜不关门，人们也能安心入睡。路不拾遗，即便孩童捡到一分钱，也会主动交给交通警察。由此可见，那一年社会治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在王仲方看来，罗瑞卿部长将保卫毛泽东主席的安全视为头等大事。
王：毛主席若要到北京天桥剧场观赏戏曲之际，罗瑞卿始终放心不下，便亲自巡查剧场周边的安全与保卫措施，尤其关注警卫人员的部署。此外，他对毛主席所用的座椅亦先行试用。每逢毛主席外出，罗瑞卿总会亲自陪同。每年的5月1日和10月1日，天安门举行盛大集会，夜晚亦举办文艺晚会，罗瑞卿总是紧随毛主席左右，因此他实为毛泽东主席的重要保卫人员。固然，他同样关心其他领导人的安全，但对于毛主席的安危，罗瑞卿深感肩负着更为重大的责任。
在建国之初，按照既定常规，公安部的报告需首先呈递至政务院。然而，毛泽东主席未能目睹这份报告，遂特意将罗瑞卿同志召见，对他进行了指正。
王：毛主席对他的批评是，为何你们上错了香台？在如此关键、规模宏大的公安工作中，为何不向我汇报？周总解释称，他们确实有报告，已经送到我这里，但并未转达给你。这让罗瑞卿感到非常紧张。因此，他回来后立刻向我们办公厅的人传达，今后应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当时规定，我们每月需提交一份综合报告。
此后，公安部迅速建立了直接向毛泽东同志请示汇报的制度。王仲方回忆道，当时毛泽东对罗瑞卿同志的工作表示了充分的满意。
王：众所周知，毛主席与罗瑞卿之间关系亲密，毛主席对罗瑞卿关怀备至。一旦罗瑞卿出现任何问题，或有他人反映，毛主席便会及时告知罗瑞卿，提醒他需留意；若其他领导人有所见解，毛主席便会指示罗瑞卿亲自前往对方处，阐述相关情况。
罗瑞卿在处理事务时总是力求高效且追求卓越，对此，毛泽东曾对他这种工作态度提出过警示。
王：毛主席曾告诫他：“水清则无鱼，人察则无徒。”诚然，他亦颇为留心，但他的严谨态度在众人中声名远扬。
罗瑞卿及郝治平
03
1959年，罗瑞卿结束了他在公安战线长达十年的辛勤耕耘。在他离开公安部之际，王仲方亦随之调任，加入了青海省委的行列。
王：1965年，正值他事业的高峰期。在这一年，他担任军委秘书长，并成为军委常委。由于林彪频繁因病缺席，实际上是由他全权主持军委工作。尽管名义上的主持者是贺龙，但具体事务无不由他亲自操持。当年，正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他承担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报告工作，原定由林彪主讲，然而林彪未能出席，这份报告因此由他接棒。该报告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震动，其影响力深远。可以说，那一年，罗瑞卿可谓是意气风发，而且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的工作都进展得极为顺利。
1965年，王仲方眼中的罗瑞卿正值壮年，意气风发，他却未曾料到，有人对他心生不满。身为总参谋长，罗瑞卿时常向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汇报工作。林彪对此提出建议，认为罗瑞卿虽已有沟通，但尚不充分，需进一步加强。
王：在那段时光里，我认为他或许缺乏足够的警觉，同时也可能触怒了一些人。尤其是那些资深将领，而不仅仅是林彪。诚然，那时的林彪对他的不满尤为明显，因此便找来了种种借口，对罗瑞卿进行非难。
1965年11月，距上海会议召开尚有九日，罗瑞卿同志抵达苏州，向林彪同志汇报了工作进展。交谈氛围颇为融洽。随后，罗瑞卿同志依照预定计划，飞赴大西南地区进行实地地形考察。
王：他似乎并未意识到任何不妥，坚信毛主席的支持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在他看来，若出现任何不当之处，毛泽东自会及时指出。因此，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他感到措手不及，难以承受。在上海会议召开之前，他心中毫无防备。
196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隆重召开，此会议亦被称作“上海紧急会议”。在会议召开之前，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对会议议程一无所知，彼此见面时仍需相互询问。直至会议前三日，罗瑞卿缺席了会议，直至12月11日，他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话通知，方才匆匆赶至上海，参与会议。然而，当时的罗瑞卿并未料到，一场风暴正悄然逼近。
王：提及上海会议，那次的整顿事件自是不言而喻。而此次上海会议本身便充满了谜团，让人不禁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在那个特定时刻召开上海会议，以及为何他会选择将罗瑞卿撤职。
1965年12月，正值上海会议之际，王仲方因身体不适，正于上海接受治疗。恰逢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莅临上海参会，王仲方遂至锦江饭店拜访这位老友，从而获悉了上海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然而，在王仲方看来，此次会议与中央其他会议并无二致。
王：鉴于我作为青海省委秘书长，频繁参与中央会议，对此已习以为常，一年内召开一两次会议，对我而言，并无太多特别之处。
王仲方事后发现，此次上海会议的气氛与他以往参与的会议截然不同。
本次会议的保密程度极高，禁止任何秘书与随员加入。往常负责文件管理的秘书此次被排除在外，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局长亲自将文件分发给每一位与会者，每人配备一个小型保险柜，用以存放文件，确保无人能够接触。因此，自会议开幕以来，整个氛围便笼罩在一种神秘莫测的气氛之中。
12月11日，一架专机将罗瑞卿及其夫人郝治平接至上海。然而，罗瑞卿夫妇并未步入锦江饭店，而是被直接载至一处隐蔽的小院，实施软禁。
王：上海会议进行至中途，他被紧急召回。当时，他正在云南边境上仔细考察地形。接到通知后，他即刻启程。在飞机上，他依然专注地处理文件。飞机降落，抵达住处后，周总理和邓小平才告知他这一消息，令他颇感意外。
迅速间，上海会议的议题便在党内广泛传开，会议期间主要聚焦于罗瑞卿对林彪的抵制，以及他对过分强调政治和向党组织索求不当利益的批判。
王：上海会议结束后，我收到了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通报。起初，我对此感到难以置信。随后，胡耀邦抵达上海，我向他询问情况。胡耀邦回应道：不用担心，罗瑞卿虽然被免去了军队职务，但他的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位尚未被撤销。鉴于毛主席与他的深厚关系，毛主席不会对他采取严厉措施。
自罗瑞卿个人遭遇灾难起，一场全国性的浩劫在中国肆虐开来。1967年四月，身处青海省的王仲方已无法获取罗瑞卿的任何消息。正如他所深知，身为资深公安人员，罗瑞卿昔日的心腹秘书，在那场狂风暴雨般的冲击面前，同样无路可逃。
王询问周总理对王仲方同志的近况，得知其可能已被隔离反省。林彪在旁表示，难以寻觅王仲方，因其与罗瑞卿关系紧密，对罗瑞卿的事宜了如指掌，呼吁将其召回。刘贤权等人返回青海后，便对我采取了拘捕措施。
王仲方说，林彪的一句话决定了他6年的牢狱之灾。
王：一个至关重要的疑问在于，罗瑞卿究竟是如何掌控和调度上海的公安力量？在江青尚在上海期间，又是如何派遣人员对她进行跟踪与监视，甚至窃听她的通话内容。我坦言，对此事我一无所知。他们回应道，只要我交代清楚，便可立即获得释放。然而，我坚称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他们反复询问，情绪逐渐激动，最终拍案而起，威胁道：“若你不肯交代，那么你将承担罗瑞卿的罪责。”
长达五年的监禁生涯中，王仲方凭借着鲁滨孙式的精神力量勉力支撑。然而，在某一天，一次看守不经意的举动让王仲方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处境或许正迎来转机。
王：林彪的飞机不幸爆炸，尽管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那日，看守员突然打开了我的监室，将我阅读的书籍尽数收走。两天后，书籍被悉数归还，然而当我翻阅时，却发现那些“老三篇”以及毛主席语录，上面林彪所书写的字迹已被悉数撕去。凭借我在党内多年的经验，我深知，唯有在林彪遭遇重大变故之时，才会导致他的语录等物被如此对待。
04
于监牢之中，王仲方日复一日地翻阅着《青海日报》。1971年，他察觉到报上关于林彪的报道突然中断，凭借其丰富的从业经验，他断定：林彪遭遇了变故。王仲方心中升起了重获自由的曙光。翌年，即1972年，王仲方走出了长达六年的囚禁生涯。紧接着，在相隔十年之后，他再次与罗瑞卿重逢。
王：我前赴探望他时，他正安坐于沙发之上。然而，他随即起身，与我热情地握手，却久久未能开口。随后，我开始向他倾诉自己的遭遇，提及那位相识于往昔的老父，他不幸遭受饥饿与迫害而离世。听闻此事后，他的脸上流露出深深的痛惜，不禁感慨万分，未曾料到这竟与你的家族命运交织在一起。
1977年，罗瑞卿高龄恢复中央军委秘书长的重任，彼时已逾古稀之龄。他激励自己成为“拼命三郎”，渴望弥补昔日错过的时光。次年，1978年，胡耀邦审阅并定稿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于5月11日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即在党内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激烈讨论。罗瑞卿以实际行动坚定地支持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
王：此事一经提出，便遭遇华国锋的反对，同时，负责宣传工作的汪东兴亦持相同立场。随后，又有更多人士表示反对。紧接着，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的文章问世，再次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章由党校组织，胡耀邦因不便出面，便将任务交予罗瑞卿。罗瑞卿欣然接受，并表示亲自负责。他将稿件发送至解放军报社，并多次审阅、修改。这篇文章对推动“解放思想”产生了显著影响。
在那时，“两个凡是”的论调仍旧广泛流传，罗瑞卿的这一行为在他人眼中似乎蕴含着不小的风险。王仲方回忆道，1978年六月下旬，罗瑞卿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的信念异常坚定。
王：听闻有人向罗瑞卿建议，此篇文章不宜涉足，不宜公之于众。罗瑞卿却淡然回应，无妨，《人民日报》虽无法刊登，但《解放军报》尚在掌握之中，那时他正主管军队事务。若需问责，便由我承担，你们自可发布。正是如此，文章一经发表，支持实践检验真理的呼声愈发高涨，邓小平同志亦发声支持，最终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启蒙的重要引领。
重返工作岗位后，罗瑞卿深切地感受到行动上的诸多不便，再无法如往昔那般走访各地，进行视察与调研。他迫切地渴望摆脱轮椅的束缚，恢复往日的行动自由。
王：就在此时，有人向他透露，声称他的腿部疾病有望得到治愈。最佳的选择是前往西德。当时的卫生部长正是罗瑞卿的资深战友，他承诺道：“若你赴西德治疗，我定当竭尽全力，助你恢复健康。”抱着能够自由行动与工作的希望，罗瑞卿毅然决定前往。
在罗瑞卿即将启程之际，王仲方专程前往西山探望。彼时，罗瑞卿虽行动受限，但身体状态尚佳。王仲方回忆道，他当时对罗瑞卿赴德国就医的决定持保留意见。
王：临近启程登机的前一日夜晚，医生突发疾病，无法随行，于是临时更换了另一位医生，这位新医生对王先生的身体状况并不熟悉。抵达西德后，手术过程顺利，关节置换效果良好。外国医生告知王先生，翌日他便能下床行走。王先生心情愉悦。然而，夜半时分，他的心脏承受不住压力，由于全身麻醉对心脏的影响，他感觉不妙，便急忙说道：“心口感到不适。”待夫人郝治平赶到现场时，王先生已不幸离世。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同志在德国波恩不幸离世，享年七十二载。翌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