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了巨大的火球。从二十公里外回望蘑菇云时，刘西尧把防护镜揣在兜里，紧闭双眼的那一秒，他听见胸口的心跳几乎盖过爆炸声。成功的欣喜尚未来得及扩散，新的催促已在耳边回荡——“走，回北京，向总理报告！”
第一次听到“刘西尧”这个名字，多数人是在人民日报刊登原子弹爆炸公报之后。那张被烧得微卷的黑白合影里，他站在张爱萍身旁，脸上带着疲惫的微笑。可在更早之前，他已数次得到周恩来点将，从军旅通讯员、武汉大学高材生一路转身为共和国的“核动力”。
1946年，24岁的刘西尧背着行囊走进延安的窑洞。“就怕一辈子没本事，还让国家挨欺负。”当时一句爽朗的话，逗得老乡们哈哈大笑。历经解放战争的炮火，他深知枪炮背后是工业与科技的较量，这份焦虑陪着他跨进新中国的黎明。
1955年，中苏尚处蜜月。苏联同意援建一座7000千瓦重水型实验反应堆，并邀请中国学者赴莫斯科实习。周恩来批示：“整体配套，规模适度，切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文件旁边，最醒目的名字正是“刘西尧”。自此，他与二机部结下不解之缘。
从事国防科研的人都记得1963年的那张调令。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工作组火速成形，负责人——刘西尧。那一次，他跑遍甘肃酒泉、四川攀枝花，直落到青海的高原荒滩，把堰塞湖边的气象资料一寸寸记在笔记本上。两个月后，他向周恩来递交的调查报告厚达三十万字，被总理亲自批注：“二机部干得好，有了规划就有了轨道。”
所谓“轨道”，在随后一年显现威力。1964年8月，原子弹首次试爆现场指挥部成立，张爱萍、刘西尧分任正副总指挥。气象窗口缩小到分钟级精度，稍有偏差就是成百上千人的安危。最终的按钮由张震寰按下，可是二十公里外作最后撤离指令的人，却是刘西尧。爆响之后，他第一反应不是喝彩，而是掏出望远镜确认探空器是否按预案回收。
爆炸成功让世界侧目，也让二机部迎来更急迫的任务——氢弹。周恩来批示的电报言简意赅：“抓紧四年，再上新台阶。”那年除夕，厂房里灯火通明，刘西尧守着计算尺与草稿纸，给年轻工程师端上一碗泡面，“吃完继续算，数据要准，一步错就全废！”一年又一年，他在北京、九所、青海之间奔波，飞机落地就是会议，开完会上实验场。
1966年春日，西花厅的槐花刚冒新芽，周恩来把刘西尧叫到身边：“中科院缺个‘贴身管家’，你去联络。科技不能断线。”外人或许不解，一位主抓“大当量”的专家，为何转入“学术后勤”？只有双方清楚，这一步是为接下来更长远的科技布局铺路。
然而，风云骤变。那几年里，“大批判”、派性、夺权搅得人心惶惶。刘西尧在院里像钉子般撑住，守实验室，护仪器，替年轻人兜底。一次值夜班，他听见外头敲门声，有人高喊“刘主任，快把清单藏好，队伍就要冲进来！”他却把钥匙往桌上一放：“科学器材是国家的，谁也别动。”说完转身迎了出去。
1970年，东方红一号即将上天。定轨道、调时间，同步钟误差要控制在两毫秒以内。航天口与二机部开会时意见分歧，刘西尧拍案：“航天不是单兵作战，所有系统必须一步到位。”会上无数图纸飞来，他索性站在黑板前画出全流程，实打实地按分钟排程，直到众人点头。
同年夏天，河北丰南地震。余震未平，周恩来和刘西尧乘军机直飞唐山机场。废墟上染着尘土的白发老人抬头看向他们，啼哭的孩子还在母亲怀里。总理蹲下问：“伤着没有？”刘西尧在一旁，听见这句问候，心里猛地一酸。回京后，他写了六千字报告，提出“全国建立地震台网”的设想，被采纳并很快列入计划。
1974年冬夜，钓鱼台灯火通明。周恩来把一张小纸条瞥向华国锋，上面仅写三个字：“二机部”。总理不说一句多话，眼神却压不住疲惫。几天后，华国锋把刘西尧和代理部长刘伟叫到面前，开门见山：“中央决定，西尧同志回二机部，担任部长。”刘西尧愣了愣，道：“刘伟也很称职。”华国锋摆摆手，“这是总理的意志，也是组织需要。”一句话，尘埃落定。
1975年1月25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公告：刘西尧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掌声里，他抬眼寻找台下那张熟悉面孔，却只见周总理身影憔悴，微微点头示意。会后不到一年，这位日夜挂念科学家的老人永远离开了人世。追悼会那天，北京下着细雪，刘西尧在灵车旁默默立正，目光暗沉却无泪。
二机部繁重的任务并未因换帅而减轻。核潜艇、核电站、快堆、回旋加速器，每一个项目都指向同一条逻辑：没有自主核工业，就没有国家安全。1976年，大亚湾堆型争论最激烈，会议厅里烟雾缭绕，有人主张继续高温气冷，有人呼吁抓快堆，争得面红耳赤。刘西尧一句“我们要的不是‘最先进’，而是‘最可行’”，定下压水堆先行的方向。
与此同时，教育危机也在发酵。大批中学毕业生蹉跎于“凭推荐上大学”的门槛之外，科研后继乏人。1977年春，邓小平点名把刘西尧“请回来”，让他兼任教育部长。会场里坐着钱三强、王淦昌、杨铸等三十多位学界泰斗，七嘴八舌讨论招生制度。有意思的是，武汉大学的副教授一句“名额别分摊到县里”引发全场附和。刘西尧沉吟片刻，只给出八个字：“从速实施，切忌再拖。”场面忽然安静，又迅速爆发掌声。
不久，一份《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摆到小平案头。他批红笔两行，删去“成分政审”条款，只保留“看表现”。十月，北京下起秋雨，考生们在学校门口排起长队。新闻播发那刻，无数边疆知青的心跟着跳个不停，他们不知道的是，坐在教育部简陋办公室连夜敲定方案的负责人，就是当年点火原子弹的刘西尧。
工作之外，他的俭朴远近闻名。家里五个孩子，有时饭桌上只煮白菜叶子，他也能吃得津津有味。小儿子刘江汉想借父亲名头进京读书，被他断然拒绝：“我是教育部长，不是开后门的。”多年后，儿子回忆那段往事，笑言“最难通过的不是高考，是老爷子的政审。”
1982年，刘西尧调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继续为“863计划”预热论证。听完钱学森的汇报，他只问一句：“我们底子薄，先挑哪条边突破？”短短几周，他带团队跑遍沈阳、长春、合肥、成都，拿出一份“激光——微电子——空间技术三线并进”的建议，后来成了决策的重要参考。
时间翻到2013年7月，盛夏的汉口烈日炙人。97岁的刘西尧在病床上闭上双眼，家属按其遗愿把骨灰送到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陪伴当年并肩浴血的战友。他的离去引来一些媒体回顾生平，却很少有人知道，那张写着“二机部”的纸条，就锁在他旧皮箱的夹层里，字迹已微微褪色。
刘西尧的一生，总理的器重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对国家命运的执拗。原子弹的炽白闪光、课堂里年轻人的目光，还有手中的那张小纸片，构成了他心底最柔软也最坚硬的角落。时代洪流滚滚向前，刘西尧的背影渐远，然而在那些蘑菇云升起、卫星升空、高考大门重启的时刻，他都在现场。
延伸：在“二机部”之后——刘西尧未竟的清单
1979年春，国家科委内部传阅了一份《重点突破预案》。扉页上工整地写着：“由军转民、以民养军，力避脱节。”落款：刘西尧。文件提出三条路径：其一，依托核工业余热余压建小型发电试验堆，服务偏远地区军需；其二，整合核技术的同位素应用，扶持医学、农业、勘探三大领域；其三，在高校设立核科学与核工程专业，五年内培养千名新人。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经费拮据，意见一上会便遭到质疑——“钱从哪儿来？”“谁来教？”“市场在哪里？”刘西尧在会议室里摊开图纸，“不走这一步，前面是悬崖；咬牙走过去，后面才有路。”几句掷地有声，换来数十亿投入，核地质系统、同位素示踪、水稻育种等项目陆续展开。七年后，大亚湾核电一期并网，上海嘉定的同步辐射光源点亮第一束“白光”，而兰州重离子加速器也完成调试。技术外溢带动了无数民用企业，光电子、无损检测、辐照保鲜，一条“核＋”的产业链悄然成形。回头看，这份清单像极了一把钥匙，为后来的高技术发展提前打开了闸门。刘西尧没能看到更多的收获，但如今遍布各地的核医学中心、精准农业示范田、深地探测站，都能找到他当年的字迹。作为周恩来钦点的“二机部部长”，他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六个字的阐释，从没有停在口号里，而是落在一条条密密麻麻的技术路线和人才计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