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调集了三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由于此前毛主席、朱老总成功利用诱敌深入战略打退了敌人，因此此番作战，毛主席、朱老总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仍然担纲指挥，共歼国民党军17个团3万余人，其中俘1.8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5万余支，机枪175挺，迫击炮55门，电台6部。
也是在打退国民党军此次进攻后，中央苏区迎来了飞跃的发展，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1年11月7日，经过多次细致的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与此同时的是，一场更大的胜利接踵而至。
同年12月14日，原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起义部队进入中央苏区后，被改编为红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任各军政治委员。
宁都起义其实打破土地革命时期红军的一个记录，即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胜利，并且也开创了红军史上改编起义部队人数最多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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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聊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时，就提到过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这支部队是当时进攻中央苏区的部队之一。
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中共曾派党员干部到该部从事政治工作，并发展了不少党员。
大革命失败以后，冯玉祥尽管同中共公开“撕破脸”，但是却并没有对队伍里的共产党人狠下杀手，而是礼送出境。不过即便如此，西北军中还是遗留了不少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
图|孙连仲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西北军也被蒋介石逐渐分化收买。原冯玉祥麾下的孙连仲在接受蒋介石改编后，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在经过多次缩编后，该军下辖第25师、27师两个师六个旅。
值得一提的是，孙连仲部被改编后，一开始驻扎在山东济宁，当时山东省主席是韩复渠，孙连仲与韩复渠关系还算尚好，两人也有相互依托之意，这正犯了蒋介石忌讳。
蒋介石认为，韩复榘野心大，反复多变，故对其时加防范；而孙连仲勇于作战，忠于上司，一旦拉过来，定当甘为驱使，所以对孙连仲极为笼络。
也正因为如此，在1931年初，孙连仲部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加“剿共”，孙连仲本人还兼任了江西清乡督办。
不过问题就是，孙连仲部多数士兵都是出身西北，不习惯南方水土，自从被调到江西以后，军中疟疾流行，更加上连续两次参与“围剿”红军，作战多次失利，部队损失惨重，军中弥漫着不满的情绪。
客观上，这为宁都起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推动宁都起义的，就是当时潜伏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人。
应该指出的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沦陷，当时全国掀起了一股抗日救国的新潮，在二十六路军中也不例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感召之下，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也发出了“回北方，打日本”的呼声。
二十六路军后来被调到江西以后，随处可见红军张贴的标语，上面写着要求抗日的话，这也使得我党在二十六路军中开展工作非常顺利。
不过，当时在二十六路军的中共地下党还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组织领导。
图|袁血卒
根据曾领导过宁都起义的袁血卒回忆，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宜黄的时候，刘振亚（中共党员、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就同他感慨过：
“我原来想得太简单了，我是共产党员，到苏区说明来意就行了。实际上事情是复杂的，并不象我想的那样容易，要经过一个岗哨，没有红军总司令部的盖章证明是不行的。即使跑过去了，跑到了红色区域，脸上没有写着字，人家也不相信我是共产党员。怎么办？即使承认我是共产党员，对革命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同样道理，我是当参谋的，对革命有益的情报是容易拿到手的，但又怎能转到红军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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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血卒是参加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中唯一一个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得人，他也是当年受刘振亚指派专程赴上海去寻找党中央汇报情况的，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介绍他是如何北上与北方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在经由党的交通线到的伤害。
尽管袁老在讲述这个过程的时候文字语气十分平静，但是也不难体会着当中的凶险。
1930年3月初，在二十六路军抵达江西后，在刘振亚指示下，袁血卒出发了，他先是到了开封，与在开封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开封的党组织听了袁血卒汇报的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后也十分重视，也派了两个人跟袁血卒一同南下。
袁血卒一开始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党组织的关系去江西，这样能直接跟中央苏区接上关系，但有同志提议，去江西之前还是先去上海汇报一下情况。
图|宁都县博物馆一部分
袁血卒虽然是1927年2月就入党的老党员，但他此前从来没有到过上海，他是安康市宁陕县，1926年考入冯玉祥办的西北军官学校，后来也是在军官学校入的党，此前他从来没有同南方的共产党员有过接触。
一行人一路南下，抵达上海后，就安顿在浙江路中国旅馆。
不多时间，他们就与中央接上了关系。
这里有个颇有意思的故事。
袁血卒一行人同中央接上关系后，带回来的消息说，第二天要和他们接头的人是个“草包”，后来还有一个叫“丰收再望”的同志也和他们接上关系。
“草包”向袁血卒一行人解释了党组织地下工作原则，而“丰收在望”则是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对他们的指示：
“你们这次到江西去的任务，中央已经决定了，就是争取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到革命方面来。二十六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胜利的大小就要看你们去江西的努力了。”
在接受了中央指示以后，袁血卒也没来得及问两位接头同志的姓名（根据组织原则大概也是不能问），就匆匆忙忙离开了上海，一路出发赶往江西。
1931年夏，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二十六路军二十五师七十三旅董振堂部任上尉参谋的刘振亚组织了中共特别支部，刘任特别支部书记。
此后特支在刘振亚的领导下，在二十六路军中积极发展党员，并争取了一大批对同情革命的骨干，这其中就包括后来领导宁都起义的参谋长赵博生、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等爱国将领。
当时，二十六路军中的党的地下组织发展很顺利，然而不久之后，就出了个意外的情况。
1931年11月低，党中央决定调在二十六路军工作的王超回上海（之前我们提过的开封党组织成员，当时是中央特派员），在途径南昌时，发现了特支在南昌的交通站被敌人破坏。
当时，王超尚不知道这一情况，就被埋伏的敌特套出了潜伏在二十六路军里党组织的领导人名单，王超后来虽然及时察觉逃脱，但敌人那时已经掌握了特支在二十六路军活动的情况。
同年12月5日，蒋介石在南昌听说消息后勃然大怒，立即电令二十六路军：
“责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匪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
幸运的是，当时孙连仲并不在军中，一切事物都是由参谋长赵博生说了算，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赵博生已经经中央批准，被吸收为特别党员。
刘振亚意识到，起义已经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于是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并派袁血卒赶赴中央苏区汇报情况。
在拿了刘振亚开的路条后，袁血卒火急火燎的就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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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二十六路军司令部驻地所在的宁都，是两个世界。
袁血卒后来回忆称：
“宁都的固厚区（红军控制的地区），距宁都城八十华里，当中隔一小山岭，这就变成两重天，一边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一边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红色区，形成赤自对立的两个世界，中间是无人区。”
袁血卒之前也没有见过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刘振亚也只是告诉他接头的暗号“朱瑞叫我来的”，但他也不知道，这个“朱瑞”同志是谁。
图|袁血卒（袁汉澄）
沿着山岭走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天快光亮的时候，就在袁血卒思索如何过红军哨卡的时候，一声断喝将他拦了下来。
“站住！”
在被拦住后，不远处飞奔过来四个戴着红领巾的小伙，不由分说就把袁血卒五花大绑起来，一边绑还一边骂，但说的是江西话，袁血卒听不懂。
袁血卒意识到，这可能是到了苏区了。不过，他此时也不敢主动暴露身份，毕竟他也不确定情况。
在几番解释说不通的情况下，袁血卒索性唱起了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只要唱起国际歌，就能找到同志和战友，这句话不是白说的，几个人听到他唱国际歌，立马过来给他松了绑。
在见了彭湃县委书记何步青后，袁血卒说出了接头的话：
“朱瑞叫我来的。”
……
当天下午，袁血卒就被送到了红军司令部。
也是在红军司令部，袁血卒见到了朱老总，并同军委讨论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计划。
第二天早饭后，袁血卒又被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带去了毛主席的住处，这也是袁血卒同毛主席第一次见面，即便是时隔几十年，袁血卒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是历历在目。
袁血卒同毛主席聊了二十六路军的情况，毛主席也问了他起义有多大把握。
尽管两人石初次见面，但彼此之前却仿若熟识，毛主席和蔼的态度，让袁血卒紧张的神情放松了不少。
毛主席听袁血卒说是“朱瑞”派他来的，还以为他见过，就随口问了一句：
“你见到朱瑞了吗?他现在还好吧？”
袁血卒摇头：
“我不认识朱瑞，‘朱瑞’，是军委告诉我们的联络暗语。”
毛主席颇有些意外：
“没到二十六军工作前，你不是在上海军委受训过吗？当时，都认识了哪些人呀？”
袁血卒想起来之前到过上海的经历，仍旧苦笑着摇摇头：
“只认识两位，但也只是知道他们的代号。”
哦？”毛主席顿时来了兴趣，问：“那你说说，这两位的代号都叫啥？”
“一位是‘丰收在望’，另一位是‘草包’。”
毛主席疑惑的回头，问在一旁的刘伯坚、王稼祥、左权几人：
“‘丰收在望’和‘草包’都是谁呢？”
王稼祥是跟着任弼时一起到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对上海中央的情况很熟悉，看见毛主席发问，就主动介绍了一下：
“‘丰收在望’就是朱瑞同志了，至于‘草包’，那是李富春同志的代号。’
毛主席有些忍俊不禁地说：
“哈，真没想到，学识渊博的富春同志还竟然起了这么一个雅号!”
袁血卒也是至此时才知道，“草包”和“丰收在望”究竟是谁？
在商定好起义事项后，袁血卒又返回了二十六路军，并将情况跟刘振亚做了汇报。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原定的方案中，二十六路军起义以后，是改番号为红16军，但季振同提出意见，认为番号应该再商量一下，还有就是一批军饷、棉衣被运到了广昌，他们想拿了再走。
袁血卒后来又过界，把这一消息传递出来。
朱老总领着军委开了个会，决定还是尊重二十六路军的意见，决定部队起义时间从原来的13日推迟至14日，部队起义后以后，改番号为红五军团，下辖三个军。
毛主席与朱老总亲自签署了委任状：
“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赵博生任红五军团的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黄中岳任红五军团十五军军长。”
袁血卒带着这些委任状回到了二十六路军。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于江西宁都城所举行的武装起义，对推动全国反蒋抗日的形势，起到了突出作用。
红五军团也成为继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之后，红军的又一主力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