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夺泸定桥，这场红军战史上的光辉一页，其细节长期以来却被不少争议笼罩。特别是围绕桥东岸的攻占究竟是何方立首功，众说纷纭。其中，就有一位总参谋长黄上将的看法引人侧目，他认为红三团先于红四团抵达桥东，并给予了极大认可。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身居高位的将领持有这样的观点？而其背后的真相，又与我们熟知的历史叙事有何不同？
争议是如何浮出水面的？
长久以来，关于泸定桥的这段历史，由于留存的文献资料稀少，加上亲历者的口述回忆难免出现错漏，使得一些“伪历史”观点得以流传。其中一个核心争议点，正是红四团英勇飞夺泸定桥之时，红三团是否已先行抵达桥东，并与红四团并肩作战，共同铸就了胜利。
黄上将的儿子在为其父撰写的传记中，就详细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他笔下的红三团，通过两天三夜三百二十里的急行军，于29日下午14点，也就是下午两点，赶到了泸定桥敌军防线的后方。
传记里，红三团犹如猛虎下山，将泸定桥东岸和泸定县城搅得天翻地覆，一举击溃了桥头的守敌。敌军的军官和士兵四处溃散，桥头阵地由此被红三团迅速攻占。就在红三团控制桥头的同时，红四团的二十二名勇士正从铁索上攀爬而来。
红三团与红四团在东桥头胜利会师，这无疑为红三团在夺桥中的作用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样的说法，无疑极大地提升了红三团在此役中的贡献评价。
历史研究通常讲究“孤证不立”。目前，能与上述黄上将之子所描述情节相互印证的，还有开国少将萧锋在《十年百战亲历记》中的记述。萧锋少将提到，红三团的先头营在行进至距泸定桥四里路的安乐坝时，突然遭遇一支川军营级部队的迎头阻击。
师首长当即命令红三团投入战斗，红军战士们勇猛冲锋，很快就击溃了这股阻敌。萧锋少将的回忆还包括一个关键细节：进入泸定城后，红三团三班长徐景林发现桥边有三根长导火索正在“嘶嘶”冒火。
“敌人要炸桥！”这个念头在徐景林脑中一闪而过，他毫不犹豫地跳出战壕，拿起十字镐，果断切断了正在燃烧的导火索。这些叙述，无疑都在强化红三团在泸定桥之战中，不仅提早抵达，更直接参与了桥头的解除威胁，甚至避免了桥梁被炸毁的关键行动。
然而，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些看似确凿的描述，是否与多方史料的交叉印证相符？
两路大军的竞速赛
要搞清泸定桥之战的真相，得从红军的战略布局说起。1935年5月下旬，红军大部队从泸沽方向直奔安顺场。5月25日，红一团的十七位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占领了安顺场对岸的安靖坝。
但很快问题浮现，渡船实在太少，水流又异常湍急，这里的险峻程度远超乌江、金沙江。甚至在干部团渡河时，都发生了翻船事故。按照当时的速度估算，如果全军都在安顺场渡河，至少需要半个月以上的时间。
这显然是战局不允许的。因此，红军的下一个目标，自然而然地锁定在了距离安顺场三百多里外的泸定桥。军委果断决策，已渡过河的红一师为主力，组建右路纵队。而尚未渡河的红二师，则作为左路纵队。两路大军，沿着大渡河两岸，夹江而上，协同夺取泸定桥。
右纵队的主力是红二团和红三团。红二团在5月27日清晨率先出发。红三团则要等到27日中午，才在安顺场全部渡河完毕，随后才启程。这意味着，红三团比红二团足足晚了半天。
他们的行军序列是：红二团打头阵，接着是一师师直，最后才是红三团。至于红一团和干部团，因为渡河时间更晚，而且还肩负着对大渡河下游方向的警戒任务，直到28日之后才陆续出发。
左纵队的主力同样是两个团，以红四团为先锋。红四团在27日清晨就已出发，紧随其后的是红一军团教导营、二师师直以及红六团，最后是红一军团部。值得一提的是，红五团当时还在大树堡执行佯动任务，并未归建。
行军路上，两路纵队都遭遇了不同的川军部队。左纵队的主要对手是刘文辉部步兵第二旅余松琳的五个连，这些敌人依仗险要地形进行扼守。具体来说，菩萨岗有二旅一团第三营肖毓部的两个连，猛虎岗有二旅一团第二营陈月江部的两个连，而湾东则由二旅特务营李国俊连驻守。二旅的主力，当时则在泸定县北通往康定的瓦斯沟布防，主要任务是守卫康定。
右纵队面对的敌情则更为复杂，他们迎战的是刘文辉部步兵第四旅袁国瑞的两个团，以及步兵第五旅杨学端的1个团，共计三个团的兵力。其中，杨开诚的四旅11团驻扎在海子山和冷碛一带，谢洪康的四旅10团则位于飞越岭。
四旅旅长袁国瑞率领旅部驻扎在龙八步。肖绍成的五旅21团原本是守卫大渡河的五旅右翼部队，驻守在挖角坝。而两路纵队共同的目标——泸定桥，则由袁旅的另一个团，也就是李全山率领的38团驻守在泸定县城。
5月27日晚，也就是行军的第一天，左路军的红四团宿营在什月坪，也就是现在的石棉县幸福村。而右路军的红二团则宿营在挖角坝，即现在的石棉县挖角乡。从这第一天的行军看，左路军的前锋部队已经领先了右路军大约四十里的路程。
到了5月28日晚，行军的第二天，红四团为了赶路，选择了连夜奔袭，因此没有宿营。红四团的后续梯队，包括教导营、师直以及红六团，则宿营在了奎武，也就是现在的泸定县奎武村。
同时，右路军的红二团则宿营在加郡河口川主庙，即现在的泸定县加郡乡河口村。根据邓华的回忆文章以及专家周军的考证，右路军的宿营地得到了确认。值得注意的是，奎武村和河口村隔着大渡河相望，彼此距离很近，奎武村的位置略微靠前一些。
从安顺场两岸出发，到泸定桥的距离以及沿途的地势，其实大体相似。虽然两路军队在行军过程中遭遇了不同的战斗，但前两天基本上保持了同步前进的态势。真正拉开差距的关键，发生在第三天。因为在第二天晚上，红四团选择了不眠不休的连夜奔袭，战士们克服了巨大的疲劳，这才与右路军拉开了实质性的距离。
决定胜负的最后一天
29日拂晓，左路军的红四团，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已经率先抵达了泸定桥的西岸。他们迅速行动，肃清了桥头负责守备的民团。然而，由于部队长时间行军，人员已显疲惫。
更为重要的是，桥东岸已有川军的正规部队严阵以待。红四团并未贸然发起仓促的夺桥攻击，而是选择先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等待后续梯队的红一军团教导营、工兵连、炮兵连全部到齐后，再发起总攻。
与此同时，右路军在29日早晨出发后，仅仅行进了五里路，就遭遇了敌杨开诚团的前哨部队。双方随即爆发了激烈的交战。右路军一路追击着这股小股敌人，一直追到了瓦斯沟。
这里，用邓华回忆文章《铁丝沟战斗》中的说法，即为“铁丝沟”，藏语意指狭窄的山沟。然而，在瓦斯沟，右路军的红二团遭遇了巨大的麻烦。他们的去路被石门坎这道险要的隘口死死拦住，敌军的机枪火力从高处居高临下，完全封锁了瓦斯沟的沟口。
石门坎是海子山陡峭山脊上的一道天然险隘，正好扼守着濒临河岸的往来小道。邓华在回忆中这样描述：“铁丝沟非常的险要，左边是很深很急的大渡河，波涛汹涌，如万马奔腾，右边是很陡的高山，峭壁千切，高耸人云。敌人即利用此天险顽强固守”。
红二团在此处被敌人牢牢牵制。直到29日上午10点左右，红二团终于得到了从左岸出发、正好经过的红一军团教导营的隔河火力支援。教导营的强大火力压制了敌军，使得守隘路的敌人伤亡惨重。
红二团随即抓住有利战机，派出一部兵力由路右侧山腰迂回至敌人翼侧，同时正面发起冲击。最终，红二团成功击退了敌人，占领了石门坎隘口，并继续追击前进。
突破石门坎之后，红二团并未松懈，他们又在海子山和龙八步（现泸定县兴隆镇）与敌袁国瑞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正是在海子山战斗中，红三团的一部分部队终于赶到，并投入了战斗。
由此可见，由于出发时间较晚，红三团与红二团之间始终保持着大约半天的行程差，直到此时才追赶上红二团的队伍，并共同面对敌军。
等到红二团和红三团合力击退了袁国瑞旅部以及杨开诚团时，时间已是29日下午的五、六点钟。这一时间点，也得到了原川军将领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等人撰写的回忆文章《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的印证。张伯言当时担任二十四军参谋长，杨学端是五旅旅长，张怀猷则是五旅参谋长。
根据这些川军将领的回忆，在“晚饭后，枪声渐密，这时红军已大部到达”。时任守桥部队团长李全山召集两个营长研究对策，并打电话向旅长袁国瑞请示下一步怎么办。然而，袁国瑞当时正受到对岸红军的猛烈袭击，情况一片混乱，只能答复说“我们这里也很紧张”。
紧接着，电话里传来一阵枪声，随后通信便告中断。李全山因此判断龙八步的旅部已经无法指望，最终决定撤退。
与此同时，根据多位红军将领的回忆，红四团对泸定桥的攻击是在下午四点钟发起的。经过一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四团在下午五点钟成功突破了东桥头，并占领了泸定桥。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也有当时的电文作为确凿的证据。
真相的拼图
那么，下午才赶到海子山参与作战的红三团，能否在红四团夺桥的下午5点前，抵达泸定桥东岸呢？答案是明确的：不可能。
根据对海子山战斗规模的分析，以及邓华所描述的“大迂回和仰攻”的战术，拿下这样的险要阵地，至少需要两个小时。从地形上看，海子山的高地如同一道屏障，牢牢地挡住了红三团的前进路线，使得他们无法实现超越攻击。
只有攻下了海子山，右路军才可能在沈村兵分两路：一路由刘（伯承）聂（荣臻）首长带领红三团直奔泸定桥，另一路则沿慧峰河而上攻击龙八步，并继续向化林坪、飞越岭方向追击溃退的袁国瑞旅。
而从沈村到泸定桥，直线距离虽然只有四十里，但如果算上山路的起伏，实际行军距离应该在七十到八十里之间。这样的路程，在正常情况下，至少需要七到八个小时才能走完。
事实上，根据时任红三团文书工作的开国少将杨永松在回忆录《硝烟岁月》中的清晰回忆，红三团抵达冷碛已经是傍晚时分，而他们最终到达泸定城的时间，是当晚的十一点。这个时间，与我们前面基于行军距离、战斗时间以及地形因素的分析高度吻合，也与大多数参战将领的回忆保持一致，因此可以被视为一个准确的时间点。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右路军作战部队的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明确记载了是红二师四团（即红四团）首先夺取了泸定桥。作为红三团的直接上级，他的记述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
笔者以为
我们花费笔墨澄清这些历史事实，绝非有意褒贬任何一支英勇的部队。红四团能够顺利拿下泸定桥，恰恰也得益于右路军在全局中的积极配合。试想，如果不是右路军在龙八步方向对袁国瑞旅旅部的猛烈攻击，使得守桥的李全山团判断无援而选择弃桥逃跑，红四团的夺桥行动，势必会面临更加顽强的抵抗。
同时，左路军红一军团教导营在途中遇到右路军，并提供隔河火力支援，这让右路军突破险隘，也为攻击部队建立了足够的心理优势。再加上泸定桥西高东低的地理优势，红军将士们最终三军用命，成功夺取泸定桥，这才是最为合理、也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结局。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红三团无疑是一支非常能战斗的部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在湘江战役的脚山铺阻击战中，红三团被敌人分割包围，但各营各自为战，且战且走，竟然能够整建制地从重围中突围而出，展现出非比寻常的团队作战能力。
在南渡乌江时，红三团更是打头阵的先锋团。可以说，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红三团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于红一团和红四团。他们的战斗精神和英勇事迹，同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